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变迁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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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3

据了解,当天晚上小儿外科医生田茂良和宋波、穆怀博三人值班。他们做了两例手外伤、一例桡骨骨折、一例肱骨骨折、一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还有一例皮肤裂伤手术。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直到让6名患儿全部得到妥善的治疗。19日早晨7点42分,宋波的朋友圈显示,“昨天19点干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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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极少数参与其间活动的中国人是近代第一批报人。 一批科举失意的落魄文人加入了办报的行列,同时也给办报活动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随着维新人士将办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报纸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其后,报纸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报人队伍呈现出了职业化的趋势。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既与报纸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

【关键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三次变迁;社会原因陈独秀特许他应北大文科选读生考试,录取入学。 吴范寰与成舍我是中学、大学同学。

龚德柏,湖南湘乡人,日本留学生,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师。 戈公振,江苏东台县人,幼年曾在弢庵学塾读书,1908年入东台高等学堂。 191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因家庭困难未入学,当年冬他去上海,到正书局习业,后任《时报》编辑,旋任总编。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

早年师从古文大师刘古愚,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 张友鸾回忆说:“1925年我进北京《世界日报》做编辑,当时二十一二岁,还没有读完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当时报业系的主人是邵飘萍,当时的报业系由“三鸟”,指的是左笑鸿、张友鸾、吴隼,都是新闻奇才)。 几个月后,被提升做总编辑。

”[8]张友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 不仅报社的管理层越来越精英化,一般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也要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贺逸文等在《北平〈世界日报〉史稿》中说:“1926年1月招聘编辑时,规定应聘人需年在25岁以上,专门学校毕业,在新闻界积有经验的人,开具略历,编写500字的新闻稿,经审查合格,才能录用。

”“《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职员、练习生,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招聘招考办法。 ”[9]近代报人地位变迁的社会背景考察近代文人办报活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其间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心态的调适的过程曲折而又颇有戏剧性。

在科举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苦读、科举、做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生的路径选择是压倒一切的。 一些文人要么穷困潦倒,要么科举之途不顺,不得已才走上了办报之路。

至于文人自觉的办报活动,在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成熟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早期报人虽身在报业却对科举孜孜以求,与几千年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同时又不自觉地把这种价值取向带到办报的具体过程中,“文人论政”的中国办报特色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 唐振常说,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即:中国自晚清以来,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非纯属商业性行为,有识的报业前驱,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 [10]传统城市中知识阶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下,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并不以城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依。 与城市相比,他们更容易认同于农村,耕读传家始终是他们理想中的梦境,衣锦还乡回到哪里?回到农村老家。

当官致仕后回到农村老家,安度晚年。 经商发财后,把金钱搬回老家,盖房产,荣耀门庭。 虽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繁荣,逐渐出现了士阶层城市化的倾向,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士阶层的城居者在数量上仍然是有限的。

根据一项对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出身地的分析,其中在士绅城市化比较明显的江浙一带41.6%出自乡村,52.50%出自城镇,另有6.3%出自小市镇。 而在北方的鲁皖晋豫四省中,出自农村的甚至高于出自城市者。

[1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据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发生在1840—1900年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

[12]近代的城市化,与以前的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不同。

近代以前的城市,主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物质交换功能。

而近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全面、综合功能的实体,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娱乐等各项功能。 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加速了近代知识阶层城市化。

城市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逐渐形成的中心地位使大多数欲寻求新知识的士子不得不向城市靠拢,日益汇聚于城市。 加上科举制度废除后,除小学在乡村还有所分布外,中等教育以上的学校大都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城市,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它们大都集中在全国性大城市或者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能够在城市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知识分子不得不加速自己的专业化、技能化倾向以适应新的需要。

这种转化过程在开埠以后的各通商口岸城市便开始逐渐出现,他们或成为专职的记者、编辑,或成为各文化机构的翻译、教师等,总之都成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新式文人。

这种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转化过程在此以后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所紧紧局限的职业选择被彻底打破,从而开始了整体的全方位向城市的融入。 在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内地开明得多。

得这种风气之先,一些出身秀才和举人的江浙读书人,开始游离于科举功名,他们来到上海滩,栖身于洋人开办的学校、商行、书报馆,开辟新的进身之地。 这批是“新潮文人”。 伴随着这种整体的社会变迁,加上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力推动,即政治性报纸的风行,其影响、作用,颇为一时之倚重,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地位。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相一致,中国近代报人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

(作者为郑州日报副总编辑、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参考文献:[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M]//.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4]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雷瑨.《申报》过去的现状[M]//.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6]林溪声,张耐冬.邵飘萍与《京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6.[7]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8.[8]张友鸾.报人成舍我[M]//.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10]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1]潘光旦,费孝通.科学与社会流动[J].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2):1-22.[12]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